浅谈唐玄宗的地方官战略 ：公卿子弟离京任职

众所周知，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开展了许多改革运动，

塑造了唐朝历史上的“开元盛世”。

时至今日，

许多人认为开元盛世是玄宗及其一众贤臣在重大政治决策上做出正确选择后的结果。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中央政令的实施终究不可能停留在中央层面，所有政策都要落实到地方才有可能产生效果，

如此一来，地方官层面的执行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唐玄宗时期，玄宗一度强迫公卿子弟离京，

到地方任官历练，非如此不可回京任官，这种策略究竟有何意图？

地方官的基本职能与京重外轻

1.唐代州郡官员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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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将西汉以降的三级行政区划州郡县改为两级州（郡）县制，行政层级的简化

，使得地方官的职能进一步扩大，几乎成为一个国家稳定繁荣的必备要素。

根据《唐六典》记载，州郡刺史的职能包括

“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

由此可见，州郡刺史的职能几乎包括了行政上的所有层面，从考课到教化，从社会到经济，

都由地方官一手把控，几乎就是中央朝廷的微缩版。

再具体到州郡僚佐的设置上，地方官职能的全面性更是一览无余。

根据《通典》记载，

唐代州府僚佐有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

在这些僚佐中，别驾、长史、司马的职能是总管各部门事务。录事参军相当于监察部门，类似于现在的纪委

。其余六个部门，有点类似中央行政机构中的尚书六部，分别处理地方上的经济、政治、司法等事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地方政府就是小型的中央政府。

因此，才会有大臣说道

“一州得贤明刺史，以至公循良为政者，则千万家赖其福”

（《陈伯玉文集》）。

但可惜的是，

从唐朝初年到开元初期，唐人都重视京官，轻视地方官，即便地方官员的职能扩大了，对比京官依旧是相差甚远。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到地方上任官，

这种情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带来了何种影响呢？

2.京官重与外官轻

外官不如京官自古有之，唐朝初期的情形尤其严重。

究其原因，不过以下几点，

一是京官接近权力中心，升迁更为便利，

往往能够因为得到某些实权人物的青睐，而得到飞速提拔。

二是京官的薪水往往要比地方官多得多，

而且，京官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也远超地方官。

三是不少地方官都是由京官贬谪而来，因此，许多人都觉得地方官要低人一等。

正如唐朝宰相韦嗣立所言“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牧州……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旧唐书》）。

也就是说，只有犯了错误的官员和前途无望的年老官员才会被下放到地方。

这种京官重于外官的认识在许多官员心中根深蒂固，时至开元初期，这种风潮依旧盛行。

当时的大臣班景倩原先担任扬州采访使，后来受到了中央重视，被一纸调令调入京城，担任大理少卿（从五品下）。

在班景倩北上赴任时，经过汴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当时的汴州刺史兼任河南采访使倪若水，为他在开封城的郊外举办送行宴会。

宴饮之时，自然一派欢乐景观，但是，等到班景倩离开之时，倪若水却表现得怅然若失，他回头对自己的僚佐深深叹息，

说道“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

《明皇杂录》）。

要知道，倪若水这个时候是正儿八经的地方四品大员，而班景倩不过是被任命为大理少卿的从五品下官员

，二者官阶略有差距，但相差也并不大，

而且倪若水官品要比班景倩高，那么倪若水为何会如此羡慕班景倩呢？

答案很简单，京官是最直接权力中心的位置，是所有官员的梦寐以求之地。

这种京官重外官轻的现象很容易导致地方吏治的败坏，因为，

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都一窝蜂地往都城挤。

正如玄宗自己所说

“顷来刺史、县令多不得人，致令户口未能安业”

（《全唐文》）。

到了唐玄宗时代，地方吏治败坏的问题已经越发严重，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玄宗扭转风气与地方官战略

1.扭转京官潮流的几项措施

为了改变士人对京官趋之若鹜的固有风气，唐玄宗采取了几项措施，以此来扭转风气。

首先，唐玄宗发布了《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

建立了派遣京官、公卿子弟外出任官的制度。

每一年，中央政府都要在京官内遴选一些贤才专门外放到地方担任都督或刺史，

同时在地方上遴选一些贤才升入中央，以此达到中央与地方官的循环流动。

在诏令颁布后，

唐玄宗还进一步鼓动京官派遣自己的子弟外出为官。

例如，开元八年（720），玄宗宰相源乾曜请求将两个担任京官的儿子下放到地方为官。

玄宗对此大加赞赏，专门为此事颁布诏书，

褒奖了宰相一家的行为，将此事打造为公卿子弟主动外出为官的典范。

事实证明，做到京官的都是聪明人，嗅到玄宗亲自掀起的政治风向后，

他们也纷纷上奏请求将自己的子弟外放到地方做官，根据现代学者的统计，当时外放作官的公卿子弟一度多达百余人。

其次，

为了解决地方官升迁不便的问题，玄宗特地颁布了一些专门针对地方官的奖励政策。

在玄宗关注此事之前，许多地方官都得不到很好的前途，甚至有许多地方官“无心在州，政教阙如”（《旧唐书》），

一门心思想着钻营媚上，调到中央工作。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玄宗特地下诏规定，地方官员刚到地方的一年，不能进入考课环节，

这就使得地方官只能老老实实在地方多干两年，杜绝了侥幸心理。

此外，为了提高地方官的积极性，玄宗特地颁布了《重牧宰资望敕》，在这则敕令中，玄宗说道，

中书、门下、三省的侍郎一律要从曾经担任刺史的官员中选取，郎官则要从曾经担任过县令的官员中选取。

也就是说，曾经担任过地方官的官员现在拥有了升迁优先权，这对于那些在地方沉沦已久的地方官来说，无异于重大利好消息。

此后，

唐玄宗更是多次地公开表示，要对那些政绩优异的地方官加以提拔，不拘泥于论资排辈。

例如，当时的益州地区，地处偏远，地区内部又有许多少数民族，治理起来相当麻烦，此前的不少官员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希望尽快调离此地。

唯有张敬忠一人，在担任益州长史之后，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经济社会条件

，唐玄宗为此特地发布一则敕令，嘉奖张敬忠，以此勉励天下地方官。

最后，在考核官吏方面，固有的管理考核制度往往偏袒京官，地方官员即便做到最好，也难以拿到优良考核成绩。

但现在对于那些表现特别突出的地方官，玄宗还特别颁布了《劝奖县令诏》，诏书中说道“清勤著称，赋役均平者，先与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限”（《全唐文》）。

换言之，

那些政绩特别突出的地方官员，在考核时优先给予最高评价，同时不占用日常最高评价比例。

要知道，一套考核流程中，上、中、下三个等地的官员都占据了一定比例，这个比例是相对固定的，在这个比例之外，再加入一批官员，无疑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优待。

2.厉行法制

除了在制度建设层面推行地方官战略外，

唐玄宗在法制层面也积极关注地方官群体。

众所周知，天高皇帝远，地方官群体是很容易违法犯罪的一群官员群体，唐玄宗也认知到了这一点，他在一篇诏书中说道

“（地方官）或纵亲识，侵暴下人……不可具言”

（《全唐文》）。

所以，在强迫公卿子弟离京后，他又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强化了对地方官的审查和监督，避免这些京官在地方作威作福。

为了整肃纲纪，他特地颁布诏令，

在诏令中，玄宗说道，地方官员如果有贪赃枉法之事，就永不录用。

例如，当时的洛阳县主簿王钧贪婪成性，搞得民怨沸腾，最终被玄宗发现，玄宗就将其作为典型案例，走快速通道，将其斩首示众，杀鸡儆猴。

玄宗对地方官吏治的改革在多重组合拳出击之下收到了极大成效，北宋著名学者欧阳修对此有着精准的评价，

他说道“（玄宗朝）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

（《新唐书》）。

小结

京官要比地方官尊贵，这一认识自从中华帝国官僚体系建立以来就根深蒂固。

由于京官地处行政中心，享受着许多隐形福利，哪怕是品级不高的京官，也有着足够的资本傲视品级较高的地方官。

时至唐玄宗时期，这一认识引发了诸多政治、社会问题，于是，唐玄宗下定决心改变这一现状。

唐玄宗下令部分核心中央官员的选任必须要从拥有地方官经历的官员中选取，

此外，玄宗还鼓励中央官僚将自己的子弟外放到地方历练。

京官们闻风而动，纷纷派遣自己的子弟下到地方担任地方官。

玄宗也投桃报李，

改善了地方官的升迁条件，给地方官升迁开通了绿色通道，加速了地方官的升迁。

如此一来，玄宗时期的地方吏治呈现出一派清明景象，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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